众多周知，宋朝商业繁荣发达。而农业似乎被网民忽视了，可实际上，宋朝农业也是超级发达，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宋朝出现了“农业革命”、“绿色革命”。当然，这有点夸大其词。

　　但宋朝的农业能够说是古代传统农业、农耕社会的巅峰。，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最高峰就在宋代。

　　2022-08-17 作者：姜锡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中国先秦时期的人口数量因统计资料缺乏而难得其详；到汉代，最高达到6千万左右；魏晋南北朝时期因长期战乱而下降一半左右；唐代鼎盛时期，最高达到8千万左右；北宋末期（12世纪初），首次突破1亿大关；北宋灭亡后，因战乱较多而下降，到明朝中后期再次突破1亿；到1840年前猛增至4亿左右。在古代，人口的增长和繁多，固然是自然条件优越的结果，主要的还是整体生产力、特别是粮食生产发展的结果。

　　除了人口数量，还要看劳动者文化教育素质。宋代通过科举等各种考试（包括“特奏名”恩赐等）而获得“出身”功名的人共有11万左右，目前可考者有4万多人。而参加各级考试的人数要多出几百倍。农民的识字率和文化素质也因此大幅度的提升。岳飞虽然出身佃农，却从小就有机会练习弓枪、读书识字，成年后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武将才能。从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发现的一处摩崖石刻来看，山区牧羊人也有能识字写字者。南方农村的文化教育水平高于北方。如福建路建州“耕且读者十家而五六”，邵武军“所至村落皆聚徒教授”。

　　中国古代从夏商周至南北朝，农业发达地区主要是在黄河流域。到唐宋时期，长江流域强势崛起。海内外部分学者所说的宋代“绿色革命”“农业革命”，主要发生在长江流域。

　　1.粮食作物生产技术的发展。宋代长江流域的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其次是小麦。其生产技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6个方面：（1）水稻品种的空前繁多与选优改良。北宋西昌县（今江西省泰和县）至少有46个水稻品种，其中籼粳稻21个（早稻13个，晚稻8个）、糯稻25个（早糯11个，晚糯14个）。仅南方12种宋代方志记载的水稻品种就有212个，比西晋《广志》所记载的南方13个水稻品种增加近16倍。西晋《广志》记载的13个品种均属早稻。“唐宋时代形成了早、中、晚稻的不同品种类型。”耐旱早熟高产的“占城稻”的推广，对于南方北方所有旱地高地稻作生产带来广泛的积极影响；耐水早熟高产的“黄穋稻”的推广，对于南方水稻生产带来较大的积极影响。在宋代“这场农业革命之中，早熟稻起了最大的作用”。水稻品种的增多，主要是广大农民人工选择、积极优化的结果。稻作比粟作和麦作产量高一倍左右。（2）土地垦耕整理技术的进步。唐代南方“江东犁”和宋代“犁刀”“铁搭”的发明与推广，解决了南方土地垦耕困难问题，使南方低湿和丘陵地区都得到更广泛的开发利用。汉代北方土地垦耕的最普遍技术是使用长直辕犁的“二牛抬杠”，一般需要两头牛、一到两个人。唐宋时期改进发明的“江东犁”（曲辕犁）垦耕时一般只需要一头牛、一个人，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3）种植技术的巨大进步。唐宋以前主要是撒播，浪费种子，唐宋开始流行移栽插秧和套作、间作，节约种子；复种指数显著提高，从一年一熟、两年三熟，发展到比较普遍的一年两熟——二作制。宋代“稻麦复种”有明显发展。（4）中耕与田间管理的细化。在这方面，南方进步明显，尤其是“圩田” “梯田”“烤田”和先进水利器具的推广，使农田保水、浇水和排水得到空前改善。（5）造肥施肥技术的巨大进步。“反映六世纪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齐民要术》除了绿肥外，很少谈到大田施肥，反映南宋江南农业生产的陈旉《农书》则处处强调施肥的重要性，无论是水稻秧田、冬作麦田，或是种植桑麻蔬茹的土地。施肥方式有基肥、种肥和追肥。肥料种类也有增加。”宋代陈旉《农书》首次对以前传统的“多粪肥田”观念提出批评和修正，指出用粪犹如用药，应该“得其中”，合理施肥，“成为中国施肥技术史上一次重大的发展”。（6）从“火耕水耨”到精耕细作。唐宋以前，长江流域的水稻种植技术还大都停留在“火耕水耨”的粗放经营阶段。这种模式主要依靠自然力，简单粗放，最大缺点是土地利用率低。唐宋时期形成精耕细作模式，投入人力比较多，最大优点是土地利用率高。

　　2.经济作物生产技术的发展。宋代的竹木、蔬菜、瓜果、甘蔗、花卉、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生产技术都有明显进步。其中，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是茶树种植技术的巨大发展。从韩鄂《四时纂要》来看，种茶技术在唐代就已成熟。宋代的发展，体现在植茶地区数量飞速增长。唐代“茶圣”陆羽《茶经》记载的产茶州郡有30多个，北宋也是30多个，南宋猛增至60多个，增长1倍。另外，棉花栽培技术在宋金时期从岭南、新疆扩展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

　　3.畜牧业的发展。宋代畜牧业与前代相比是萎缩的，北宋需要从契丹辽国大量输入食用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养牛业明显供不应求，需要从其他地区输入，只有岭南两广地区是耕牛输出区；两宋都需要从少数民族地区输入马匹。传统的养猪业、养鸡业、养驴业等比较发达，应是超过前代的。辽夏金和蒙古的畜牧业发展明显超过中原内地。特别是蒙古族的养马技术，非常先进。

　　4.农书增多。据曾雄生统计：“从春秋战国到唐代以前近1400年里的农书总计为30多种，而宋元300余年的时间里，共有农书140余种。”从这些农书和相关史料来看，宋元时期的农民和学者在长期的实践中，对于土壤、气候、肥料、稻子、桑蚕、经济林木、蔬菜、花卉、农具等各领域的分析和认识水平明显超越以前朝代。

　　5．生产对象的扩展。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对象主要是自然界的植物和动物，是采摘经济和渔猎经济，后来创立起种植经济；又驯养动物，发展起养殖业。与以前相比，唐宋时期农业的生产对象在种类、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变化扩展。第一，从北方黄土旱地向南方湿地和山区大规模扩展。755年“安史之乱”以前，中国人口大多数分布在北方，此后南方人口超过北方。换言之，唐中叶以前的三千多年，中国古代农民的劳动生产对象主要是黄土旱地。唐中叶开始，主要是南方的黏土湿地，并且向滩涂地、丘陵山地进军。这首先是人多地少矛盾的产物，亦即王祯说的“田尽而地，地尽而山”。第二，作物种类和种植范围有明显扩展。宋代“作物的种类有所增加，其中的荞麦和薥黍（即高粱），油料作物中的油菜等就是这一时期新增的种类”。唐宋时期从境外引进一些新作物品种，影响最大的是宋代的“占城稻”。北方最突出的扩展是从种植粟麦到引种占城稻，南方最突出的扩展是茶树、麦子、油菜和棉花种植等，各种品质的早中晚稻之多样性是前所未闻的；经济林木、蔬菜、药材和花卉等规模化种植，也都有巨大发展。

　　1.材质。原始社会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打制的旧石器、磨制的新石器)，再加竹木器、骨器和蚌器等。夏商西周春秋时期劳动工具的标志是青铜器（再加石器、竹木器和骨器等，至迟在西周晚期开始出现铁器）。春秋时期，铁器开始推广，到战国秦汉就进入铁器时代了。在铁器时代，仍然离不开石材和竹木等。从战国到魏晋南北朝，80%铁农具的材质是韧性铸铁（或称可锻铸铁）；唐宋开始，占据主流地位的是“钢刃熟铁”，坚韧性和锋利性大大提高。

　　2.结构和种类。原始社会的农具主要是结构简单的石制砍伐器和狩猎用的弓箭等；夏商周青铜时代出现多种铜农具，如斧、镰、镢、锄、刀等，代表性的农具是耒耜；战国秦汉时代，农具种类进一步增多，最先进最重要的耕作农具是铁犁和耕牛。早期的石犁、青铜犁和铁犁，其犁铧一般是V型，仅能开沟划沟。西汉晚期和东汉犁铧加装犁壁、犁床、犁箭，可向一侧或两侧翻土，并可调节深浅，耕犁基本成熟并定型。到唐宋时期，北方旱地农具还有发展:改进或新发明了垦耕土地的犁铧、犁镵、犁镜和趟头，播种、施肥相结合的“粪耧”，中耕的耧锄，收获麦子的麦钐（长镰刀）、麦绰、麦笼等。辽夏金农具与宋朝北方基本一致。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长江流域，水田农具的发展最为显著迅速，并且系列化、成熟化。最重大的发明是唐代的“江东犁”，是一种比汉魏以来的“直辕犁”更加先进的“曲辕犁”。它操作灵活，垦耕质量和效率更高，并推广到北方。宋代又发明、加装了“犁刀”，使其垦荒效率大大提高。水田垦耕工具发明还有“铁搭”，很适合小块农田或缺乏牛犁农家使用。整地农具有耙、碌碡、礰礋、耖、田盪等。新发明了水稻拔秧（推广改进后也能用于插秧）的秧马。中耕和田间管理工具有耘盪、辊轴、耘爪、镫锄、覆壳等。水利排灌工具在唐宋元时期获得巨大发展:改进发明了曲柄辘轳，推广了人力翻车（龙骨车），新发明了利用水力的筒车、水转翻车、高转筒车、水转高车和利用畜力的牛转翻车、筒车。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共记载农具103种……大部分是宋元时期使用、新创或经改良过的”。其特点是：高效、省力、专用(更为精细，更为专门化)、完善、配套，“已臻于成熟阶段”。李根蟠指出：在宋元时期，“不管南方北方，不管水田旱地，不管耕种管收，各种农具均已配套齐全。我国传统农具发展到宋元，已到达了它的峰巅”。

　　科学技术的整体发展状况，明清很明显地停滞不前，丧失了宋代那种蓬勃发展的活跃势头。明清时期，由于从外国新引进玉米、番薯（地瓜）、花生、辣椒、烟草等多种农作物，整体的农业工业生产技术、生产对象比宋代有很大发展提高，但稻麦这类主粮生产技术没有重大提高。

　　现代世界各国观察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通常是看国内生产总值（GDP）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于古代资料短缺，使用这种指标非常困难。最可靠的是观察、比较生产工具。

　　先看农具。杨宽指出：中国古代铁农具有三次重要改革：第一次在战国秦汉时期，逐渐推广使用韧性铸铁农具（除了犁铧、犁壁使用白口铁铸造以外）。第二次在唐宋时期，逐渐推广使用钢刃熟铁农具。“在耕犁上创造了犁刀的装置，手工耕具中出现了铁搭和踏犁”。第三次在明清时期，推广使用“擦生”农具。但明清之际的“这次铁农具的改革，显然没有上两次那样重要，因为擦生铁农具的功能效果并不比钢刃熟铁农具更好，只是方法简便，造价低廉，便于推广使用；而且改革的范围较小，只限于小铁农具……”简言之，明清铁农具比唐宋有所进步，但是重要性不大。李根蟠指出：中国古代农具发展到宋元已达“峰巅”；“明清只是在这基础上略有改进……基本上是沿用宋元的农具……甚至王祯《农书》早有记载的一些大型高效农具，明清时反而罕见了。由于牛力不足，有些地方退回人耕。”曾雄生指出：“江东犁主要用于唐宋时期，而铁搭主要用于明清时期……铁搭则是明清时期农业生产力停滞不前乃至衰落的重要证据。”畜力与人力的垦耕效率大约是1∶10。从牛耕为主转化为人耕为主，是大倒退。

　　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粮食亩产量有很多研究，普遍认为明清粮食亩产量高于宋代。这大致上是正确的，主要得益于明末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肥料和人力投入的提高。但因为农具的停滞甚至倒退、人口的剧增，到清代中期，人均粮食生产率反而明显下降，出现长期粮食短缺的困局。

　　总之，从人口总数、工农业总产量来看，明清确实超过宋代。但从更根本、更重要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来看，宋代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中国古代的顶峰；明清与宋代大致相同，但在几个关键领域（科技创新、牛耕、水转大纺车、人均亩产量）反而倒退。宋代生产力和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前代，这是确凿无疑的。与清代相比，究竟谁是最高峰，学术界存在争议。本文认为，清代生产力总量肯定超过宋代，但是，因生产工具没有重大突破，重要的生产工具反而倒退，人口剧增，导致人均生产率反而下降，生产力的发展质量落后于宋代。这种总量发展而质量“不发展”甚至倒退的局面，在清代农业表现得尤为典型。因此，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最高峰在宋代。

　　众多周知，宋朝商业繁荣发达。而农业似乎被网民忽视了，可实际上，宋朝农业也是超级发达，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宋朝出现了“农业革命”、“绿色革命”。当然，这有点夸大其词。

　　但宋朝的农业可以说是古代传统农业、农耕社会的巅峰。，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最高峰就在宋代。

　　2022-08-17 作者：姜锡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中国先秦时期的人口数量因统计资料缺乏而难得其详；到汉代，最高达到6千万左右；魏晋南北朝时期因长期战乱而下降一半左右；唐代鼎盛时期，最高达到8千万左右；北宋末期（12世纪初），首次突破1亿大关；北宋灭亡后，因战乱较多而下降，到明朝中后期再次突破1亿；到1840年前猛增至4亿左右。在古代，人口的增长和繁多，固然是自然条件优越的结果，主要的还是整体生产力、特别是粮食生产发展的结果。

　　除了人口数量，还要看劳动者文化教育素质。宋代通过科举等各种考试（包括“特奏名”恩赐等）而获得“出身”功名的人共有11万左右，目前可考者有4万多人。而参加各级考试的人数要多出几百倍。农民的识字率和文化素质也因此大大提高。岳飞虽然出身佃农，却从小就有机会练习弓枪、读书识字，成年后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武将才能。从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发现的一处摩崖石刻来看，山区牧羊人也有能识字写字者。南方农村的文化教育水平高于北方。如福建路建州“耕且读者十家而五六”，邵武军“所至村落皆聚徒教授”。

　　中国古代从夏商周至南北朝，农业发达地区主要是在黄河流域。到唐宋时期，长江流域强势崛起。海内外部分学者所说的宋代“绿色革命”“农业革命”，主要发生在长江流域。

　　1.粮食作物生产技术的发展。宋代长江流域的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其次是小麦。其生产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6个方面：（1）水稻品种的空前繁多与选优改良。北宋西昌县（今江西省泰和县）至少有46个水稻品种，其中籼粳稻21个（早稻13个，晚稻8个）、糯稻25个（早糯11个，晚糯14个）。仅南方12种宋代方志记载的水稻品种就有212个，比西晋《广志》所记载的南方13个水稻品种增加近16倍。西晋《广志》记载的13个品种均属早稻。“唐宋时代形成了早、中、晚稻的不同品种类型。”耐旱早熟高产的“占城稻”的推广，对于南方北方所有旱地高地稻作生产带来广泛的积极影响；耐水早熟高产的“黄穋稻”的推广，对于南方水稻生产带来较大的积极影响。在宋代“这场农业革命之中，早熟稻起了主要作用”。水稻品种的增多，主要是广大农民人工选择、积极优化的结果。稻作比粟作和麦作产量高一倍左右。（2）土地垦耕整理技术的进步。唐代南方“江东犁”和宋代“犁刀”“铁搭”的发明与推广，解决了南方土地垦耕困难问题，使南方低湿和丘陵地区都得到更广泛的开发利用。汉代北方土地垦耕的最普遍技术是使用长直辕犁的“二牛抬杠”，通常要两头牛、一到两个人。唐宋时期改进发明的“江东犁”（曲辕犁）垦耕时一般只需要一头牛、一个人，劳动生产率大幅度的提升。（3）种植技术的巨大进步。唐宋以前主要是撒播，浪费种子，唐宋开始流行移栽插秧和套作、间作，节约种子；复种指数明显提高，从一年一熟、两年三熟，发展到比较普遍的一年两熟——二作制。宋代“稻麦复种”有明显发展。（4）中耕与田间管理的细化。在这方面，南方进步明显，尤其是“圩田” “梯田”“烤田”和先进水利器具的推广，使农田保水、浇水和排水得到空前改善。（5）造肥施肥技术的巨大进步。“反映六世纪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齐民要术》除了绿肥外，很少谈到大田施肥，反映南宋江南农业生产的陈旉《农书》则处处强调施肥的重要性，无论是水稻秧田、冬作麦田，或是种植桑麻蔬茹的土地。施肥方式有基肥、种肥和追肥。肥料种类也有增加。”宋代陈旉《农书》首次对以前传统的“多粪肥田”观念提出批评和修正，指出用粪犹如用药，应该“得其中”，合理施肥，“成为中国施肥技术史上一次重大的发展”。（6）从“火耕水耨”到精耕细作。唐宋以前，长江流域的水稻种植技术还大都停留在“火耕水耨”的粗放经营阶段。这种模式主要是依靠自然力，简单粗放，最大缺点是土地利用率低。唐宋时期形成精耕细作模式，投入人力比较多，最大优点是土地利用率高。

　　2.经济作物生产技术的发展。宋代的竹木、蔬菜、瓜果、甘蔗、花卉、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生产技术都有明显进步。其中，最重要、最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是茶树种植技术的巨大发展。从韩鄂《四时纂要》来看，种茶技术在唐代就已成熟。宋代的发展，体现在植茶地区数量飞速增长。唐代“茶圣”陆羽《茶经》记载的产茶州郡有30多个，北宋也是30多个，南宋猛增至60多个，增长1倍。另外，棉花栽培技术在宋金时期从岭南、新疆扩展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

　　3.畜牧业的发展。宋代畜牧业与前代相比是萎缩的，北宋需要从契丹辽国大量输入食用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养牛业明显供不应求，需要从别的地方输入，只有岭南两广地区是耕牛输出区；两宋都需要从少数民族地区输入马匹。传统的养猪业、养鸡业、养驴业等比较发达，应是超过前代的。辽夏金和蒙古的畜牧业发展明显超过中原内地。特别是蒙古族的养马技术，非常先进。

　　4.农书增多。据曾雄生统计：“从春秋战国到唐代以前近1400年里的农书总计为30多种，而宋元300余年的时间里，共有农书140余种。”从这些农书和相关史料来看，宋元时期的农民和学者在长期的实践中，对于土壤、气候、肥料、稻子、桑蚕、经济林木、蔬菜、花卉、农具等各领域的分析和认识水平明显超越以前朝代。

　　5．生产对象的扩展。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对象主要是自然界的植物和动物，是采摘经济和渔猎经济，后来创立起种植经济；又驯养动物，发展起养殖业。与以前相比，唐宋时期农业的生产对象在种类、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变化扩展。第一，从北方黄土旱地向南方湿地和山区大规模扩展。755年“安史之乱”以前，中国人口大多数分布在北方，此后南方人口超过北方。换言之，唐中叶以前的三千多年，中国古代农民的劳动生产对象主要是黄土旱地。唐中叶开始，主要是南方的黏土湿地，并且向滩涂地、丘陵山地进军。这首先是人多地少矛盾的产物，亦即王祯说的“田尽而地，地尽而山”。第二，作物种类和种植范围有明显扩展。宋代“作物的种类有所增加，其中的荞麦和薥黍（即高粱），油料作物中的油菜等就是这一时期新增的种类”。唐宋时期从境外引进一些新作物品种，影响最大的是宋代的“占城稻”。北方最突出的扩展是从种植粟麦到引种占城稻，南方最突出的扩展是茶树、麦子、油菜和棉花种植等，各种品质的早中晚稻之多样性是前所未闻的；经济林木、蔬菜、药材和花卉等规模化种植，也都有巨大发展。

　　1.材质。原始社会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打制的旧石器、磨制的新石器)，再加竹木器、骨器和蚌器等。夏商西周春秋时期劳动工具的标志是青铜器（再加石器、竹木器和骨器等，至迟在西周晚期慢慢的出现铁器）。春秋时期，铁器开始推广，到战国秦汉就进入铁器时代了。在铁器时代，仍然离不开石材和竹木等。从战国到魏晋南北朝，80%铁农具的材质是韧性铸铁（或称可锻铸铁）；唐宋开始，占据主流地位的是“钢刃熟铁”，坚韧性和锋利性大大提高。

　　2.结构和种类。原始社会的农具主要是结构相对比较简单的石制砍伐器和狩猎用的弓箭等；夏商周青铜时代出现多种铜农具，如斧、镰、镢、锄、刀等，代表性的农具是耒耜；战国秦汉时代，农具种类进一步增多，最先进最重要的耕作农具是铁犁和耕牛。早期的石犁、青铜犁和铁犁，其犁铧一般是V型，仅能开沟划沟。西汉晚期和东汉犁铧加装犁壁、犁床、犁箭，可向一侧或两侧翻土，并可调节深浅，耕犁基本成熟并定型。到唐宋时期，北方旱地农具还有发展:改进或新发明了垦耕土地的犁铧、犁镵、犁镜和趟头，播种、施肥相结合的“粪耧”，中耕的耧锄，收获麦子的麦钐（长镰刀）、麦绰、麦笼等。辽夏金农具与宋朝北方基本一致。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长江流域，水田农具的发展最显著迅速，并且系列化、成熟化。最重大的发明是唐代的“江东犁”，是一种比汉魏以来的“直辕犁”更先进的“曲辕犁”。它操作灵活，垦耕质量和效率更加高，并推广到北方。宋代又发明、加装了“犁刀”，使其垦荒效率大幅度的提升。水田垦耕工具发明还有“铁搭”，很适合小块农田或缺乏牛犁农家使用。整地农具有耙、碌碡、礰礋、耖、田盪等。新发明了水稻拔秧（推广改进后也能用于插秧）的秧马。中耕和田间管理工具有耘盪、辊轴、耘爪、镫锄、覆壳等。水利排灌工具在唐宋元时期获得巨大发展:改进发明了曲柄辘轳，推广了人力翻车（龙骨车），新发明了利用水力的筒车、水转翻车、高转筒车、水转高车和利用畜力的牛转翻车、筒车。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共记载农具103种……大部分是宋元时期使用、新创或经改良过的”。其特点是：高效、省力、专用(更为精细，更为专门化)、完善、配套，“已臻于成熟阶段”。李根蟠指出：在宋元时期，“不管南方北方，不管水田旱地，不管耕种管收，各种农具均已配套齐全。中国传统农具发展到宋元，已到达了它的峰巅”。

　　科学技术的整体发展状况，明清很明显地停滞不前，丧失了宋代那种蒸蒸日上的活跃势头。明清时期，由于从外国新引进玉米、番薯（地瓜）、花生、辣椒、烟草等多种农作物，整体的农业工业生产技术、生产对象比宋代有很大发展提高，但稻麦这类主粮生产技术没有重大提高。

　　现代世界各国观察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通常是看国内生产总值（GDP）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于古代资料短缺，用这种指标十分艰难。最可靠的是观察、比较生产工具。

　　先看农具。杨宽指出：中国古代铁农具有三次重要改革：第一次在战国秦汉时期，逐渐推广使用韧性铸铁农具（除了犁铧、犁壁使用白口铁铸造以外）。第二次在唐宋时期，逐渐推广使用钢刃熟铁农具。“在耕犁上创造了犁刀的装置，手工耕具中出现了铁搭和踏犁”。第三次在明清时期，推广使用“擦生”农具。但明清之际的“这次铁农具的改革，显然没有上两次那样重要，因为擦生铁农具的功能效果并不比钢刃熟铁农具更好，只是方法简便，造价低廉，便于推广使用；而且改革的范围较小，只限于小铁农具……”简言之，明清铁农具比唐宋有所进步，但是重要性不大。李根蟠指出：中国古代农具发展到宋元已达“峰巅”；“明清只是在这基础上略有改进……绝大多数都是沿用宋元的农具……甚至王祯《农书》早有记载的一些大型高效农具，明清时反而罕见了。由于牛力不足，有些地方退回人耕。”曾雄生指出：“江东犁大多数都用在唐宋时期，而铁搭大多数都用在明清时期……铁搭则是明清时期农业生产力停滞不前乃至衰落的重要证据。”畜力与人力的垦耕效率大约是1∶10。从牛耕为主转化为人耕为主，是大倒退。

　　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粮食亩产量有很多研究，一致认为明清粮食亩产量高于宋代。这大致上是正确的，主要得益于明末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肥料和人力投入的提高。但因为农具的停滞甚至倒退、人口的剧增，到清代中期，人均粮食生产率反而显而易见地下降，出现长期粮食短缺的困局。

　　总之，从人口总数、工农业总产量来看，明清确实超过宋代。但从更根本、更重要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来看，宋代生产力已发展到中国古代的顶峰；明清与宋代大致相同，但在几个关键领域（科学技术创新、牛耕、水转大纺车、人均亩产量）反而倒退。宋代生产力和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前代，这是确凿无疑的。与清代相比，究竟谁是最高峰，学术界存在争议。本文认为，清代生产力总量肯定超过宋代，但是，因生产工具没有重大突破，重要的生产工具反而倒退，人口剧增，导致人均生产率反而下降，生产力的发展质量落后于宋代。这种总量发展而质量“不发展”甚至倒退的局面，在清代农业表现得尤为典型。因此，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最高峰在宋代。